实话实说，我对GCD不感兴趣，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发射神州飞船不能为某些人带来实实在在地利益，但能为我们的后代带来某些好处，这和美国国务卿购买阿拉斯加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问题，至少毛时代的两弹一星使某些大国伤逝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勇气。

  据说神州火箭发射花费了200亿，国内有人纷纷指责：如果国家把这些巨款投入到人民更为迫切需要改善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是不是更好一些？让国际地位提高，赢得各国的尊重，诚然无可厚非，但是改善提高广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更应该是当务之急

  仔细想想也是满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国内某些人来说200亿算什么啊，看看那帮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进行所谓国企改革瓜分了多少国有资产，除了两极分化，社会道德败坏还带来什么，说什么"战略性投资者短缺，中国财富的集中度还达不到使个人有能力购买国有企业，要想在短期内培育出这样大量的主题，客观上往往是以财富分配不均匀大幅度提高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经理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出现............."，这不两极分化才怪。国有企业战略性推出的通道恐怕不只是这些吧，包括外国投资，机构投资者在内我们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这种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令公众无法接受，而且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中保护合法产权的原则，既然少数人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利占有大多数人的财富，那么大多数人又为什么不可以侵占少数人的财富呢，社会犯罪率上升是宗所周知的事实，少数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地心态不是也是事实吗，如此下去怎么能不会败坏？

     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1）“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2）“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90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辩护。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成为其代言人，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

  因此按照他们所言，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这两方面的“综合”，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所以腐败是正当的，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由于国情不同，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极易引起人民的反弹，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在意这些，反而搬出库兹涅茨以此说明社会分配的平等成都是会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进入帕雷托改善状态。但是事物的发展既是连续性的也是跳跃性的，说不定社会的发展真的会进入国民政府时期那种官僚资本状态。

  经济学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批评康德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

“如今，中国人需要建立的是启蒙的精神，对人的尊重。而这种对人的尊重，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摧残。”---BJ（刚死）

毛泽东私下里坦诚和鲁迅的理念是相通的：即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文革对封建士大夫等特权阶层进行了彻底的清洗，使这个阶层丧失了二千多年来一直享有的特别的“人的尊重”。难到有人现在还别有用心的想恢复这种所谓的“人的尊重”！！在这里卑鄙的扯出“找回人的尊重”的大旗，背地里却是想找回失去的“士大夫的尊严”！

文化大革命有其极其败坏的一面，当然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文化在改革后遭到“拜物教”的冲击，使得改革怒力的收效日益甚微。我们总得作些什么（比如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诠释）吧，才能一方面在满足现代人的物质欲的同时另一方面防止深植于社会成员文化＆心理层面的“信任危机”通过劣币驱逐良币机制造成个人行为短期化的趋势。这样我们才能比较舒服地来处理社会公平＆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在传统上就有勾结权势的心理，这在现代社会必须进行批判，因为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社会必须有一个稳定的中间阶层（这部分大多由知识分子构成），中间阶层一方面促进资本雇佣劳动向劳动雇佣资本的转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调和特权阶层＆下层阶层意识形态的冲突建立理性沟通渠道。知识分子＆特权阶层的勾结只会腐蚀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只有大家都接受的市场经济才有其合法性）。从这一方面来说文革有其现代意义。

而对于文革中出现的种种非理性的现象在当前社会是不可理喻的，也是不公正的。然而我们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现在社会变革的原因有多大程度上是来之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吴敬莲就曾经说过：土地改革像任何一次大的社会运动一样，总有怀着各种各样动机的人参与。这些人旺旺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是见过世面，富有社会经验的“乡村政治家”，他们希望在都地主，分田地的运动中得到自己经济上特别是政治上的好处，往往采取一些过火的行动，麻烦不止是在这里，而是这部分人的本意不是为社会谋取财富，也不愿意通过诚实的劳动，合法的经营使自己＆社会富起来，而是有一种倾向，通过不断地权利＆财富再分配运动分得一杯羹。这部分人一旦成为社会精英，就成了50－70年代后期社会不断变革社会基础。回过头来看看现在的改革，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为什么规范的改革往往被视为“理想化以及保守思想”，而花样百出的“寻著活动”，鲸吞公共财富的“产权改革”，圈地运动式的土地批租却被人冠以“改革”的名义备受推宠？

记得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到村子里的哪条河中游玩.不管是下雨还是晴天哪边河里总会留下我们童年的笑声。河水很清，可以透过水看见鱼。
河的旁边有一棵老祖宗种下的大柳树，柳树树杆要四、五个大人手拉手才能够怀抱著。柳树的确切年龄村子里的人都没人知晓，听老人们说应该有二百年了。
河与树之间有很多用花岗岩打造的长石板凳，石板凳摆放在柳树根与河水之间。远远望去象一座在绿伞下的跳水台！小时候的活动有很多；钓鱼、玩泥巴、游泳、在水里骑水牛在河兜风、记忆中的哪条河记忆中小时候的的夏天,经常和一起长大的小朋友在我家附近的哪条河边.渡过……………..
可是现在一切都没有了。乌黑，恶臭。污浊，夹带着老人无助的叹息。
看惯了城市里的繁华与纸醉金迷的世界，农村的落后居然使人有些不适应了，可是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怎能轻易厌弃？是的，我们是一只只远飞的鸟儿，可留在那里守望的。。。。。
中国的发展让农村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改革开放的成果毕竟没有落入以农村为大多数的人们手里。是的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会引起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农村与城市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大。但不能让农村来独自承担这种落差，因此受益的城市究竟为农村做了些什么？印尼发生海啸国人踊跃捐款，可是中国农村发生水灾，这些人去了哪里呢？
故乡的落败让我有些失望，污染的环境，日渐稀少的人们，空廓的房屋里独自晒太阳的老父亲。
中国在做什么？难道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透支200年的资源环境只是带来一些领袖声称的“龙腾世纪”？看惯了地方领导为政绩搞些政绩工程，难道国家领导人居然也是为留丹青英名？不要也罢。

从经济层面看，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不是一个经济举措而是一个政治意向，格林斯潘当天（新华网纽约５月２０日电）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对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因为美国零售商将从其他国家进口，不一定转向本国供应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将从其他地区进口，但我们进口的仍是同样的商品”。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作证时又说：“仍然找不到人民币汇率与美国制造业困境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美国一时半月是不可能从中国之外的其它地方进口到如此低廉的同样产品，这就是说人民币一旦升值，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会多付出起码几十亿美圆的价值。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一升值，我们所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可就降低了，中国货的根本竞争力在于劳动力便宜。这不是让我们如虎添翼。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来说不是明智的决定。
但是在政治层面就不同了，美国，欧盟等国家都不会容忍你中国长期严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反人权反自然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本违背了美国等西方社会“爱与正义”的基本价值，它最终会给世界带来非常可怕的恶果。还有因为作为“三个代表”的美国国会和政府来说，如果人民币长期不升值，那么可以想象美国最下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将会成为“被动群体”，他们的“好生活”不是依靠自己的积极工作来获得，而是要依靠别国的廉价产品和自己政府的资助。
很显然美国最近越来越紧迫的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放开中国僵化的汇率政策，是他们对某些人来说的明智之举。确实在美国是政治基本上与经济保持一致而不是象中国那样让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的更深层面上有时它们的关系恰恰又是一种悖论！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美国不仅是现实主义更是超现实主义，这种超现实主义在新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尤其浓厚。这正如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所说的，美国是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的对立合一；这就是说美国人既是理性的又是超理性的（难以琢磨的非理性）…也就是说美国人要求人民币升值是道义和政治层面上的（主要是国会和民间机构发出的声音），而不支持或者说任由人民币不升值的是代表美国整体经济利益的国家机构和一些“理性”的美国经济学者等，这可以从布什总统几次否决国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提案得到佐证，另外最近美国舆论风向渐趋理性（“不道德”），《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大报已经在社论中反对施压人民币升值了。…
然而美国的真实意图却不是让人民币升值。美国的世界霸权势建立在三个基础之上的：军事霸权，美元＆石油定价权。从统计数据来看美元和石油价格是此起彼伏的。看看广场协议签订时期美元和石油价格就知道了。当然经济学家自有一套理论来对付：所谓供给冲击。然而经济学后面的国家政治意图却是耐人寻味：一方面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减轻债务压力，这和通货膨胀理论里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原理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通过高涨石油价格来弥补债权的损失。欧佩克不是主要受益方，真正的受益者却是美国。从南美的委内瑞拉，到阿拉伯世界的沙特，无不存在美国跨国公司的影子。这也是委内瑞拉发动石油国有化运动的原因。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不是为了反恐，其真实意图是世界石油定价权要牢牢掌握在美国手中，而不是欧佩克或别的其他国家。中国所谓的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当然和美国的石油美元定价有关，是美国不能容忍的也是离索当然的，因为你动了人家的奶酪。
美国的叫嚣人民币升值的后面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放开僵化的汇率制度进一步开放市场。这才是最重要的。美国国务卿赖斯声称要引导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美国不是对手。言外之意是控制中国经济使之不对美国利益进行挑战。
美国政府明白中国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国家。所谓汇率的决定已经被某些国家领导人上升到主权的范畴。美国越是叫嚣人民币升值中国越是不会升值，事实上我们已经进了别人的圈套，在我们某些人看来中国是最会权谋的国家，然而美国那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是吃素的。什么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这就是了。孙子兵法是中国人的骄傲但是可悲的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日本利用孙子兵法建立自己的一套公司治理制度，这本来应该是我们先首先明白的。
中国不升值对美国来说是明智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美国可以继续享受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中国僵化的汇率制度必须继续购入美元债券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继续为美国政府的开支买单。中国徒劳地拥有7000亿美元的外汇。这一点可以从中海油收购事件上看得出来，这不仅仅是美国石油安全被中国控制的问题，同时也是如果一旦收购成功大量的国有企业就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收购美元资产。那个时候美国的利率不会再是格老无忧无虑地玩弄所谓货币政策艺术了，这当然是美国不愿看到的。
另一方面就是和石油有关了，现在持续高涨的石油价格使美国做收渔利，而中国又不得不另外支付因为价格的上涨而变得昂贵的石油“美元”。
但是升值就是明智的吗？否。其实其实我们所关注的汇率问题理解已经完全被一些经济学家蒙蔽了：人民币不是应不应该升值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独立性受到僵化的汇率政策的限制造成政策操作的实际效果与政策制定的初衷相背离.中国在坚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其货币政策至少是部分失效的(如果不能说是完全失效的话)。由于在名义汇率改变方面没有任何可商量的余地，因此中国货币供应的主渠道实际上并不受货币当局直接控制，货币的供应量完全取决于外汇占款的数量，央行只能通过央行票据的发行来暂时对冲一部分外汇占款的数量，也就是说人民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只是被动的“单向”操作，而不是完全独立的“双向”操作。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在中国旨在维持汇率制度的稳定的情况下发生的。然而国际收支的外部均衡有一个内部约束,那就是不能以国内经济的失衡为代价。很明显我国正面临着这种困境，而且隐忧越来越大。
因此我们要洞察美国人政策的本质确实需要灵性的智慧和对美国本质的确切了解，国人包括中国的经济学者们决不能想当然的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