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我对GCD不感兴趣，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发射神州飞船不能为某些人带来实实在在地利益，但能为我们的后代带来某些好处，这和美国国务卿购买阿拉斯加有什么区别呢？如果说这还不能说明问题，至少毛时代的两弹一星使某些大国伤逝和中国发生战争的勇气。

  据说神州火箭发射花费了200亿，国内有人纷纷指责：如果国家把这些巨款投入到人民更为迫切需要改善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是不是更好一些？让国际地位提高，赢得各国的尊重，诚然无可厚非，但是改善提高广大底层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更应该是当务之急

  仔细想想也是满有道理的，但是对于国内某些人来说200亿算什么啊，看看那帮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进行所谓国企改革瓜分了多少国有资产，除了两极分化，社会道德败坏还带来什么，说什么"战略性投资者短缺，中国财富的集中度还达不到使个人有能力购买国有企业，要想在短期内培育出这样大量的主题，客观上往往是以财富分配不均匀大幅度提高为代价，因此政府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贪污腐败，国有企业经理人瓜分国有资产的现象出现............."，这不两极分化才怪。国有企业战略性推出的通道恐怕不只是这些吧，包括外国投资，机构投资者在内我们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这种改革不仅在政治上令公众无法接受，而且也破坏了市场经济中保护合法产权的原则，既然少数人可以利用手中拥有的权利占有大多数人的财富，那么大多数人又为什么不可以侵占少数人的财富呢，社会犯罪率上升是宗所周知的事实，少数企业，金融机构负责人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地心态不是也是事实吗，如此下去怎么能不会败坏？

     哈耶克认为，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的能力归根结柢取决於这个社会是否保护企业家的“利润权利”。但是在那些从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经济中，“利润权利”没有如同成熟西方市场社会里那样的“传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任何创新都首先需要对创新所必须的经济资源实行调配，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曾经说过两句话：（1）“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是纯粹意义上的借贷行为”；（2）“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即是说，创新者必须说服银行家出借他们控制著的经济资源（在货币经济里，资源可以通过货币来调配）。而资源控制权的转让或出借，归根结柢是“财产权利”的转让或出借。90年代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那些风云人物，往往必须通过政治权力转化出对经济资源的支配权利。於是经济学家们从“效率原则”的立场提出“生产性寻租”的概念来为这样的权力寻租行为进行辩护。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有与之相应的道德基础，这一道德基础就包括了对现实市场的永恒的批判。而缺失了这一批判力量的市场经济，终究难以发展为成熟市场社会那样的经济形态。资本的本性便是逐利，也正因此它才能够“专业化”为创新的物质载体。为了追逐利润，资本腐蚀权力以达到寻租的目的。资本倾向於勾结权力，倾向於勾结社会的强势集团，这在东方和西方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倾向在西方受到神的（后来则是“法治”的）制约，而在东方则无制约地泛滥为马克思说过的“东方式的腐败”。旧体制中的权势集团通过新体制下的权力寻租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权势”关系，或者用研究者的术语，叫做“总体资本”。由於这一资本权势关系的形成，根据观察，原本刚刚开始生长的“社会中间阶层”，正在被瓦解为依附於资本权势关系的附庸集团成为其代言人，或者沦落为社会边缘集团之一。这一现象正表明了缺乏适当的道德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何等脆弱，何等容易蜕变为腐朽的官僚垄断支配的经济活动。

  因此按照他们所言，普遍的腐败一方面是资本原始积累难以避免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否定过程（或批判）。这两方面的“综合”，便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所以腐败是正当的，是对生存困境的超越 。由于国情不同，腐败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平等极易引起人民的反弹，造成社会的动荡。但是新自由主义并不在意这些，反而搬出库兹涅茨以此说明社会分配的平等成都是会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经济的发展最终会进入帕雷托改善状态。但是事物的发展既是连续性的也是跳跃性的，说不定社会的发展真的会进入国民政府时期那种官僚资本状态。

  经济学只有在自身范围内具备了反思能力的经济科学才是黑格尔批评康德时所论述的“纯粹”的科学。